土家族簡史——抗戰(zhàn)前后土家族的文化

    第三節(jié)　抗戰(zhàn)前后土家族的文化
　　
    這一時期，學校教育在挫折中發(fā)展，革命思潮的傳人，使土家族人民的傳統(tǒng)觀念發(fā)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，一些土家族的仁人志士開始為民主自由而艱苦奮斗，他們所創(chuàng)作出來的文化作品帶有濃厚的革命色彩，成為當時的文化主流；此外，當?shù)氐那嚺c戲劇增加了許多新的內容與形式，別具特色。
　　
    20世紀30年代，土家族地區(qū)軍閥混戰(zhàn)愈演愈烈，教育受到嚴重摧殘，學校大多停辦，在校學生人數(shù)急劇下降。以古丈縣為例，到1935年全縣僅剩下1所縣立模范小學，在校學生只有120余人；“至于鄉(xiāng)立小學，最多不過二十所，不但無固定資金，且無固定校址”。過去開辦的50所鄉(xiāng)村小學，幾乎都被迫停辦，無法恢復。其他各縣的情況大體相似。
　　
    抗日戰(zhàn)爭時期，大片國土逐漸淪陷，一些淪陷區(qū)的學校被迫遷往湘鄂西地區(qū)，促進了土家族地區(qū)的教育逐步恢復，并有所發(fā)展。永順縣聯(lián)立、省立兩所鄉(xiāng)村簡易師范初級中學，有學生540人，此外，還有從長沙遷來、規(guī)模較大的省立第一民眾教育館。1937年各鄉(xiāng)建立中心國民學校，1939年各保大都建立小學。保靖縣除公立小學3所、私立小學2所外，相繼恢復模范、女子2所完全小學，在各鄉(xiāng)增設小學81所，并辦短期小學20個班，共有公私立學校109所，其內包括美籍天主教堂辦的1所教會學校。鄂西的巴東、建始、利川、恩施、鶴峰、咸豐等縣均設有聯(lián)中分校，學生總數(shù)達萬余人。武漢失陷后，國立湖北師范學院、武漢大學工學院、省立農學院等25所大專中學遷往恩施地區(qū)。國立商業(yè)專科學校、國立第八中學、江蘇省立旅湘中學等從長沙、江蘇、安徽相繼遷至所里（今吉首）、乾城等地。這些學校的遷入，使土家族青年有了就近求學的機會，對土家族地區(qū)的文化教育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。許多從淪陷區(qū)來的具有豐富教學經(jīng)驗的教師應聘到各地學校任課，使本地教學水平有所提高。
　　
    抗日戰(zhàn)爭結束后，從武漢、長沙等地遷入的學校先后撤離。國民黨不顧全國各族人民的反對，悍然重新發(fā)動大規(guī)模內戰(zhàn)，加之土家族地區(qū)土匪橫行為患，社會動蕩不安，教育受到嚴重摧殘。教育經(jīng)費短缺，有的學校被迫停辦，有的學校時辦時停，教師待遇菲薄，許多教師甚至認為“教書三年，不如一根扁擔”。至于那些繼續(xù)開辦的學校，“由于學校的大權全為地方豪劣所把持，而校長等于傀儡”，他們任意安插親信，甚至將初小畢業(yè)的學生濫竽充數(shù)，充任小學教師，因而教育質量下降。
　　
    但是這一時期，土家族知識分子中出現(xiàn)了一些對我國文化發(fā)展頗有貢獻的人物。如吉首縣土家族張一尊，在20世紀30年代即以畫馬著稱，山水花鳥，造詣亦深，1946年在上海舉辦過個人畫展。鳳凰縣土家族黃永玉也以版畫名震畫壇，蜚聲中外。
　　
    革命文化方面，主要反映在一些革命烈士的作品上。此外，由于深受戰(zhàn)亂之苦，普通老百姓也創(chuàng)作了大量的民間歌謠與民間傳說，借以訴說他們所經(jīng)歷的苦難與折磨，抒發(fā)心中的憤怒和革命激情。革命烈士的作品
　　
    這一時期，土家族地區(qū)的仁人志士為了實現(xiàn)民族的解放，不惜拋頭顱、灑熱血。他們不僅用武器來對抗反動勢力，而且還創(chuàng)作大量的革命作品，用以揭露社會時弊。其中，牟倫揚便是杰出代表之一。
　　
    牟倫揚，湖北利川人，1919年生。“七七”事變以后來到延安，1938年5月，主動要求上前線，到晉察冀邊區(qū)《抗戰(zhàn)報》當編輯記者。1942年秋，任冀東熱南地區(qū)《救國報》總編輯，并兼綜合刊物《新長城》主編。1943年，調任冀東十五分區(qū)《救國報》（燕山版）主編。1943年4月5日犧牲，年僅24歲。牟倫揚生前創(chuàng)作了大量詩歌、雜文、戰(zhàn)地通訊，今僅存部分作品。其詩歌謳歌革命，和時代緊緊相連。例如，在《給村長們的詩》中，他寫道“村長們啊，今天你們是邊區(qū)的基石，努力啊，使堡壘格外堅固些，不要讓他們在暴風雨中絲毫動搖吧……”高度贊揚了與群眾共命運的堅強的邊區(qū)基層干部。《太行山上的子弟兵》，謳歌了太行山上八路軍政治干事朱民英，贊揚了軍隊和人民的血肉關系。1939年，詩人寫下了《用生命筑起城墻》，慶賀八路軍在河北易縣的戰(zhàn)斗中取得勝利。
　　
    二、民間歌謠
　　
    辛亥革命后，土家族地區(qū)人民創(chuàng)作了很多歌謠，反映了當時混亂的社會狀況和人民的苦難生活。如反映軍閥混戰(zhàn)的有：“保靖有個王大人，速急派出田根塵，九十茅塞三十根，又到灘上打一陣。打死綠林好多人。四川這個洪紹林，速急要下保靖城。王大人，得了信，速急又派李樹春，三條路上來進軍。”反映人民貧苦生活的，如：“八面山上是巖窩，富的少來窮的多，富家蓋的花鋪蓋，窮人鉆的苞谷殼。”反映人民的美好愿望與現(xiàn)實生活矛盾的，如：“自從清朝皇帝來，土司王爺趕下臺。土司下臺我歡喜，指望有個好世界。朝廷派下官兒來，八官衙門朝南開。有理無錢莫進來，一朝更比一朝壞。到了民國更荒唐，日子好比爛泥塘。收的糧食給地主，養(yǎng)的兒子給老蔣。”這一時期，土家族人民也創(chuàng)作了與革命時代緊密相連的眾多歌謠，其中，反映第一次國內革命戰(zhàn)爭時期的，如：“一聲春雷天下響，來了救星共產黨，紅旗招展紫云開，從此世界乾坤轉。”反映第二次國內革命戰(zhàn)爭時期的歌謠，如：“太陽出來滿天紅，扛起梭鏢跟賀龍，賀龍又跟共產黨，救國救民好英雄。”“吃菜要吃白菜心，當兵就要當紅軍，土家跟定紅軍走，夜里有了北斗星。”“要吃辣子不怕辣，要當紅軍不怕殺，刀子擱在頸梗上，腦殼落地碗大疤。”“小竹筒、酒杯粗，有人喜歡有人哭，白匪吹它掉腦殼，我吹起來哈哈樂。”“打從紅軍到我坪，天地霎時變乾坤，男女一律講平等，婦女從此得翻身。”反映抗日戰(zhàn)爭的，如：“漢奸不是人，投降小日本，中國賣得干干凈，弟兄們，你看傷心不傷心？”“正月里來是新春，老古套大家聽，聽我唱首新事文，合心不合心？年輕人，有雄心，打垮小日本。”
　　
    三、民間傳說故事
　　
    這一時期，在傳說故事創(chuàng)作中，以機智人物和革命故事為題材的較多。例如，在機智人物故事中，體現(xiàn)了土家人民與舊勢力斗爭時的聰明才智，其中《顏長順的故事》較具代表性。顏長順，永順勺哈鄉(xiāng)人，出身貧苦，13歲便給地主當長工，在當長工的過程中，他以巧妙的方式和地主斗爭，留下一系列故事，在湘西廣泛流傳。此外，反映革命斗爭的故事也較多，歌頌賀龍革命事跡的有《孔明之才》、《有鹽同咸》、《見軍長》、《芭茅溪打鹽局》、《單槍匹馬會陳黑》等；歌頌紅軍的故事有《紅軍的紀律》、《一桶桐油》等。這些革命故事，采用了現(xiàn)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手法，敘述了革命領袖和紅軍戰(zhàn)士的高貴品質，表現(xiàn)了軍民之間的團結友愛。
　　
    四、曲藝和戲劇
　　
    土家族的曲藝源遠流長，改土歸流后，隨著外來文化的大量傳人，土家族地區(qū)曲藝得到迅速發(fā)展，到辛亥革命以后已相當完善，形成了多種具有自己風格的曲藝品種。與此同時，土家地區(qū)的戲劇在以前的基礎上也得到了發(fā)展。
　　
    長陽南曲流行于長陽、五峰兩縣，是土家和漢族文化交流的產物。它有三個顯著特點：一是唱詞文雅，二是曲調優(yōu)美，三是自彈自唱。其演唱方法多是坐唱，有一人彈唱，兩個人對唱，多人合唱等形式。其劇目題材廣泛，大多從前代歷史、文學、戲劇中截取而來，如取于《三國演義》的有《長坂救主》、《關公辭曹》、<孔明拜燈》等，取于《西廂記》的有《紅娘送柬》、《鶯鶯求方》等。長陽南曲的唱詞多采用主體抒情式，也兼有鋪敘人物故事的描述體，雅俗共賞。如《秋》中一段云：“梧桐葉落，正是金秋，金風一起暑氣收，惹動離人思鄉(xiāng)愁。白云風動，推出峰頭；四鄰生肅，雁過南樓。”
　　
    恩施揚琴又名恩施絲弦，主要流傳于恩施、咸豐、來鳳、宣恩、利川等地，是湖北地方小曲中音樂性強，表現(xiàn)力豐富的一個曲種。它屬于自娛自唱的娛樂形式，無專業(yè)藝人，也無職業(yè)戲班，唱者多是文人雅士及行商坐賈，不公開聚眾演唱及欣賞，多系親朋好友相邀而唱，有所謂“曲唱五更雞，非友不玩琴”之說，其曲目多是傳統(tǒng)題材，內容繁多，文學性較強。
　　
    南戲這一時期也有較大的發(fā)展。一方面是劇目增多，南戲折子戲中的南北路聲腔劇目增至500多個；另一方面，各種科班戲員數(shù)量增加，這些科班戲員多系貧家子弟，他們奔走于湘鄂川黔邊區(qū)，不僅應官府中堂會請而唱，更多為農村聚餞演唱，如三月唱“青苗會”，五月唱“公關誕”，六月唱“川五會”等。